代购“印度伟哥”：是药神还是罪犯？—深度解析“同案不同判” | 我不是药神 | 妨害药品管理罪 | 深圳刑事律师 | 律师咨询
这是徐鸿鹏律师个人法律博客的第110篇文章【公司纠纷与刑事辩护】。
同样是代购“印度伟哥”，在福建厦门、甘肃兰州，检察院撤诉撤案；但在辽宁阜新，却被以“妨害药品管理罪”起诉。更有甚者，上线被放了，下线却被判了六年半。
这就是近期财新周刊关注的焦点：代购境外药品的“同案不同判”困局。
很多人以为《我不是药神》之后，代购仿制药就合法了。其实这是个误解。
2019年法律修订后，未经批准进口的药虽然不再划为“假药”，但2020年《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》新增了“妨害药品管理罪”。简单说，如果涉案药品在境外也未合法上市，且足以危害健康，依然要追究刑责。
为什么会出现文章中提到的乱象？主要有三个“坑”：
（1）身份认定难： 这东西到底是“药”还是“有毒有害食品”？很多基层司法机关由于检测能力有限，往往一测出非法添加成分，就往“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”上靠，这直接导致了刑期的巨大差异。
（2）境外证据查证难： 像印度药厂的证明文件，有的地方认，有的地方不认。甚至有法院只认一个不完整的官方网站查询结果，就断定药品没在境外上市。
（3）理解偏差： 新旧法律交替期，地方司法机关对“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”这一入罪门槛的理解并不统一。
【多想一点】
作为法律人，我们关注的不仅是案子本身，更是法律的确定性。诚如刑法学者陈兴良教授所言，法律的磨合期不应由当事人的自由来买单。目前，裁判尺度正在逐步统一，但那些仍在申诉中的存量案件，如何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，是摆在司法机关面前的现实挑战。
法律不外乎人情，但法律更需要边界。对于“同案不同判”现象，您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见解。
我是徐鸿鹏律师，关注我，带你看透复杂案件背后的法律逻辑。
徐鸿鹏律师，北京市隆安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，原就职于北京市某检察院。致力于刑事辩护、刑事合规、商事争议解决等业务，在本网站主要分享办案经验、成功案例。微信：xhp32520。电邮：xuhongpeng@longanlaw.com [加我时，请备注“来自徐律师个人网站”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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